新安医派名家汪机

汪机（1463—1539年），字省之，明代徽州府祁门（今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人。因居住于祁门石山之南的朴墅，他自号石山居士，世人称其为石山先生。徽州古称新安郡，是新安医学流派的发祥地。汪机作为明代中期的四大名医之一，医道精湛，医术全面，因创立固本培元理论而成为新安医学流派的前期代表性人物。在2000年黄山市“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30人评选中，汪机以医学大家的身份入选。

弃儒习医医德高尚

汪机生于医学世家，祖父汪轮、父亲汪渭均以医为业。年少时，他勤攻经史，对《春秋》《左传》用功尤深。考取秀才后，他曾期冀通过科举之路光耀门楣，随后几次乡试均未中举，加之其母长期患病，多方医治无效，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随父研习岐黄之术。他晚年在《医学原理·自序》中说：“余幼习举子业，寄名邑庠，后弃儒业医，越二十年，得以医道名世。”

在习医过程中，汪机努力钻研医药典籍，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医术日精。他很快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治愈了母亲头痛呕吐的宿疾，而且3次成功救治身染重疾的父亲。他在经历了20年的医道磨砺后，成长为“活人数万计”的名医。休宁县医家程曾在《石山医案刻序》中说：“病之见治于石山也，如饥者得食而充，渴者得饮而解，溺者得援之而登，颠危者得扶持之而安，盖医之王道也。使同生朱、滑之时，其抱负设施，与之同驱并驾，未可必其或后先也。”程曾将汪机视为可与前代大医家朱震亨、滑寿相比肩的医者。

汪机走上从医之路后，秉承儒学风范，尊崇儒教礼仪，不为权贵折腰。嘉靖十年（1531年），弟子陈桷将多年积累的汪机医案编辑成3卷本《石山医案》刊刻行世。卷首“石山先生像”的上方刻有《石山先生自赞》：“心存仁术，志好儒书。颠已垂白，手不停披。平居不敢干名而犯义，交际不敢口是而心违。事求免于流俗，礼求合于先儒。谦约节俭，乐易疏愚，不求闻达，甘守穷庐。宁为礼屈，勿为势拘。”“自赞”其实并非现代意义的自我夸赞，而是汪机的品德追求。汪机经常在弟子面前坦陈心迹，弟子们对他的这些话耳熟能详。汪机出书时，弟子将老师的肺腑之言抄入书中也是不忘师训的表现。

汪机的行医实践是其“自赞”的最好注脚。作为医家的汪机，始终践行“心存仁术”的职业操守。嘉靖初年，祁门县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哭声载道”，汪机不仅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接诊病者，而且倾囊出资购买药材，配伍后煎煮成药汤，盛放在家门口的大瓦缸中，供民众免费取用。未久，瘟疫得以遏制，得救之人不计其数。

嘉靖九年（1530年）冬季，徽州一带因出现“非时之暖”而暴发传染性极强的“痘灾”，死者过半，汪机的心情沉重而焦虑。为应对今后还可能发生的疫情，他想到可以通过著述立言的方式将痘疹的预防措施和治疗办法刊刻成书流传民间。他探索群书，见有论治痘疮者，纂为一编，以备仓卒易为检阅，免致临病而慌忙中失措。第二年，他编成《痘治理辨》一书并出资刊刻。

“全科”医家勤奋著述

汪机求知若渴，嗜书如命，一旦得知某地某人手里有不常见的医书，就会千方百计地前去借阅或求购。30岁那年，他正处在医道和医术快速进步的关节点上，求书、读书更加勤奋。他在歙县一位同行家中看到一部明代初年太医院院使戴思恭所撰医著的手写本。他从同行手中借出手写本，全本誊抄下来。这部手写医著，是戴思恭师从金元四大家之一朱震亨时的“跟师学习笔记”，主要记录朱震亨的学术观点和临证经验，其中也包含戴思恭的学习感悟。汪机认真研读这部医著，对朱震亨的滋阴学说有了新的理解。他借鉴滋阴疗法调整处方，治疗母亲的旧疾，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尝试，终得痊愈。

汪机受惠于滋阴学说，将自己视为朱震亨的私淑弟子，决心对这部手抄医书做一次全面整理，让其流传后世。他认为，“师者，指引之功也”，老师“引而不发”的地方，需要“弟子推求其意，而发其所未发者”，这样才能领悟老师的深意，学到真本事。他为这部手写书稿拟了一个寓意深刻的书名——《推求师意》。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推求师意》直到汪机的晚年才在弟子和晚辈的支持下得以刊刻问世。其书名之后，刻有“新安祁门朴里汪机省之编辑”。

经过长期的刻苦钻研和临证实践，汪机逐渐成长为能够适应民间行医需求的“全科”医家。他熟谙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善用汤药、推拿、针刺、灸疗，临证诊治灵活运用多种内治法和外治法。为了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和临证心得，他焚膏继晷，勤奋著述。除《石山医案》《痘治理辨》《推求师意》外，其编著和纂辑的医书还有《脉诀刊误》《针灸问对》《外科理例》《本草会编》《伤寒选录》等。

汪机有多方面的学术贡献。程曾在《石山医案刻序》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吾郡祁之汪石山，儒医也。于《素问》则有补注，本草则有类钞，脉诊则有论著，运气则有提纲，外科及针灸等书则又俱有纂述，盖集古今诸名家之所长而为一大成也乎！”这些涉及传统医药学诸多领域的著述充分表明，汪机不仅在临证方面，而且在医著方面也是“全科”医家。

创新理论传承学术

《石山医案》作为汪机原创医著的代表作，不仅汇集了汪机的128例医案，而且阐释了固本培元学说。汪机在《石山医案》首篇论文《营卫论》和附录《辨〈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病用参芪论》中，对明代初期极为盛行的朱震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进行细致分析，以《黄帝内经》气血营卫立论，将“营气”作为沟通阴阳的切入点。他认为，朱震亨所说的“阳有余”是指卫气，“阴不足”是指营气，“营者，阴血也”。他不赞同补阴忌用参芪的做法。

汪机以“营卫一气”说和“参芪双补”说为基础，将李杲的脾胃学说与朱震亨的养阴学说融合起来。汪机诊治杂病，兼顾补阴与补气而重用人参和黄芪等补药。其弟子程廷彝说：“予幸受业于石山汪先生，见其所治之病，多用参、芪。”

汪机的上述学术观点，被后世医家概括为固本培元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理念是“调补气血，培补元气”。汪机诊治各科疾病的显著疗效，为固本培元理论赢得了信赖和声誉，使之成为新安医学流派发展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

汪机身边不仅集聚着一批仰慕其人品学识的弟子，而且许多医家同行也愿意与其交流切磋。他的弟子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其医著成为医家的必读之书。（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医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