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剂“暖药”，情满常山

中医院国医馆的走廊，总比别处静几分。空气里浮着一种复杂的香，是甘草的甜，黄连的苦，艾绒的暖，混合着岁月与纸页的气味，沉沉地浸着人的衣衫。候诊的椅子坐满了人，却没什么声响，只偶尔有压低了的咳嗽声。我站在这片寂静里，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又一次落在那扇熟悉的木门上——浙江省常山县中医医院徐复娟医生的诊室。

门虚掩着，透出一线光。我凑近些，从门缝里望进去。徐医生正侧身坐着，为一个面色萎黄的老妇人搭脉。看着那专注的侧影，两年前的焦灼与绝望，毫无预兆地漫上心头。

那时，我被各类教学比赛裹挟，熬夜如同呼吸，压力是无形的巨石。身体最先发出警报：双腿上，一夜之间冒出了成片成片的红疹，继而迅速扩大，变成鲜艳而狰狞的斑块。西医的诊断明确得令人心寒：“免疫系统的问题，无法根治。考虑终身用生物制剂控制吧。”走出医院，盛夏午后的阳光白花花一片，刺得人睁不开眼，我却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一个20多岁，本该裙裾飞扬的姑娘，难道从此就要与短裙、与夏日清澈的风绝缘了吗？那感觉，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猛然推入幽深的井底，井口那一点天光，越来越远，越来越冷。

走投无路时，朋友提到了常山的徐复娟医生。都说她的号难求，我径直寻到诊室。她刚看完最后一个患者，正要去开会，脸上带着倦色，却依然温和。听我语无伦次地叙述，她没有多言，只看了看日历，轻声说：“这周六，我去彭川村义诊，你若有空，便来吧。”我后来才知道，她已是副院长，在业界早负盛名，却仍固执地保留着每周下乡义诊的惯例。

那日，在彭川村服务中心大堂里，日光透过窗格，落在她为我诊脉的手指上。她看得仔细，问得也细，然后开了第一剂药。药汁极苦，一口口咽下，喉间翻涌，心底却奇异地生出一丝极其渺茫的、带着酸涩的盼头。然而1个月过去，红斑只是不痒了，却顽固地盘踞着，颜色都不曾黯淡一分。希望像将熄的炭火，明明暗暗，终于还是冷了下去。复诊时，我听见她轻声自语：“不该呀……难道真的只能打针了吗？”那话语里的困惑与一丝罕见的无力，像一根细针，将我心中最后一点虚浮的寄托刺破了。

第二天，我几乎是抱着最后告别的念头再去的。她却一眼看见我，镜片后的眼睛倏地亮了，那光采驱散了所有的疲惫。“胜男！”她竟叫出我的名字，“我昨夜翻了许多旧籍，还去请教了我父亲。我们琢磨了一个新思路。”她的父亲，是常山中医界一座令人仰止的山峰。我黯淡下去的心，被这话语里的“我们”轻轻托住，又有了温度。她让我躺下，取出一排纤细的银针，酒精棉球擦过，闪过一点凛冽的光。她凝神片刻，手指在我腹部落下，围着神阙穴，深浅不一地扎了十数针。那瞬间的微痛过后，竟是一种奇异的、温煦的松动感，仿佛冰冻的土壤下，有了第一道春水的暗流。药方也全换了。不过1周，那些嚣张的红斑，中心竟真的开始褪色、变白，像退潮后留下的湿润沙地。两个月后，我的腿恢复了光洁。那年迟来的夏天，我终于穿上了那条搁置已久的碎花裙子，风掠过小腿的肌肤，那自由的凉意，让我几乎落泪。

正恍惚着，诊室门开了。她抬起头，见是我，微微一笑。“来啦。”声音还是那么轻，像羽毛拂过耳畔。她问询，搭脉，看舌苔，一切如常，却又处处不同。“方子微调了几味。”她把处方递给我，指尖有淡淡的笔墨香，“按时吃，但不必刻板。心里松快，药力才达。”

我接过那薄薄的纸，上面的每一味药名，都像一个沉稳的承诺。走出诊室，走廊里的药香似乎更浓郁了，它不张扬，却无处不在，萦绕在衣襟袖间，也萦绕在记忆深处。这缕香气，是草木的精魂，是时光的沉淀，更是一位医者用仁心与智慧熬煮出的最恒久的方剂。（郑胜男 浙江省衢州市技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