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立肿瘤辨证之基

我常常思考，仲景理论为何诞生于汉代？因为那是中国传统文化成型、中医理论奠基的时代。《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与《伤寒杂病论》这四部巨著，共同构筑了中医学的根基。张仲景正是吸收了前代经典的“道”与“法”，结合了《神农本草经》的“药”，并通过自身伟大的临床实践，补足了“术”这一关键环节，形成了完整的中医“理、法、方、药”体系。他提出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灵魂。这使得中医成为一个有根有魂、能够抵御冲击的完整医学体系。

我认为，所有疾病，包括肿瘤，其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初期可能是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此时相对易治。若失治误治，则会进入痰饮、气滞、血瘀等“病已成”的阶段，如现代常见的慢性病。再进一步发展，顽痰、死血等“固邪”胶结，就形成了肿瘤这类“极难治愈”的疑难重症。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描述的“癥瘕积聚”“肺痿”“恶疮”等，其核心症状与今之肿瘤高度吻合。他创制的大黄䗪虫丸、鳖甲煎丸等方，正是针对这类顽疾。在辨治肿瘤时，我注重结合脏腑辨证定病位、六经辨证察趋势、症候特点分类型。

在多年临床中，我体会到肿瘤的核心病机是“本虚标实”，正气亏虚（尤其脾胃、肾）是根本，痰、瘀、毒等邪气胶结是关键。我的治则核心是“扶正祛邪，随证治之”，并主要从仲景经方中归纳出扶正固本、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化痰祛湿、理气行气、标本缓急、调和平衡八类治法。

仲景用药约150味，但配伍精当，变化无穷。其注重药物炮制（如生大黄与大黄炭功效迥异）与特殊煎服法（如甘澜水），都启发了我的临床用药思路。

我的体会是，张仲景先师为我们留下了应对疑难重症（包括肿瘤）的宝贵学术遗产。他将理论与临床完美结合，创制的经方历经千年检验。我们后世医者，就是要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活学活用这些经方，并随时代变化而适当化裁，才能更好地造福肿瘤患者。仲景之学，常学常新，是我在肿瘤治疗路上最坚实的依仗。（内容由本报记者秦怡文整理）